刘绪源：儿童爱看儿童，但不爱看熟悉的环境

刘绪源，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1年生，祖籍浙江，现居上海。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理论及中国思想史。已出版著作二十余种，有现代文学专著《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文心雕虎》《儿童文学思辨录》，书评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翻书偶记》等。近年出版的几部新著——现代散文史论《今文渊源》,与李泽厚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编选笺注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等，在学界与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美国学前教育同样忽略审美

1996年，我曾受邀参加上海电视台与美国CTW（儿童电视制作所）合作的《中国版芝麻街》的工作。全世界从事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的人大都知道《芝麻街》，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儿童电视节目。CTW和迪斯尼齐名，对美国儿童来说，《芝麻街》里的那些布偶也许比米老鼠、唐老鸭还要熟悉可亲。《中国版芝麻街》既要大量引进现成的《芝麻街》的作品，也要自己制作一部分节目（占播出总量三分之一）。这就需要先拟定一个《教育大纲》。CTW是个教育机构，严格地说，是个打着教育旗号从事商业运营的机构，这是它最大的成功奥秘。而迪斯尼打出的是纯娱乐的旗号。这个中国版的《教育大纲》，就是由我主持起草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比较多地接触学前教育理论，也开始关注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我本来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参加这一工作的。这时我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经出版，也已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对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不少意见，也对一些世界名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较突出的，是对瑞典作家林格伦的作品，我写了几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时在中国，知道林格伦的人远没有现在这样多，对林格伦的评价直到九十年代初还是个难题。这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片面强调教育性而忽略其文学性，甚至有人将它称为“教育儿童的工具”，就像教师上课时手中的那根教鞭一样。这种教育性又集中在政治的、道德的教育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意义，作品就会被否定，甚至被批判。这当然是过去极左的那套东西在文学上的反映，“文革”过去以后，这种影响在成人文学界很快消褪了，在儿童文学界却久久难以褪去。林格伦笔下的人物，像“长袜子皮皮”，决不是那种传统的正面的儿童形象，她是一个力大无穷、爱吹牛、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她做的事因违背大人意愿总是被称为“坏事”，但孩子们却因她的行为而欣喜、兴奋不已。在儿童文学界，尤其在教育工作者中，她作品的价值很容易受到怀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溶溶先生一气翻译了她的八部作品，其中包括《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这两个三部曲，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出版社大概是最感为难的，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最早印行林格伦作品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就曾在《小飞人》的出版说明中写道：“这套书共有三本……书中的小飞人做了许多奇事、好事……”这分明是要把狂野不羁的小飞人和中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好孩子形象硬扯到一起，而不敢承认此中已蕴藏了一场观念的冲突。所以，我的一篇评林格伦的长文就题为《美是不会欺骗人的》，我强调读儿童文学作品要用审美的眼光，而不能只用一把教育的尺子去衡量，不然就会失去大量的好作品，而只抱着一堆说教的、公式化的、图解教育理念的作品不放。我的观点受到过批评，产生了一些争议。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那么偏向于教育，让教育高居于审美之上，不惜牺牲小读者的审美乐趣而时时向他们灌输，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实用，轻享受”有关；那么，像美国的《芝麻街》这样的节目，虽说是教育类节目，却有很强的娱乐性，它在教育内容上一定不会轻视审美，而会特别重视审美教育吧？可以说，我是抱着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

然而，大出我的所料，看美国版的大纲，还有他们所提供的其他国家的大纲，所注重的，都还是健康、道德、认知、自我认识、数学能力……审美很少涉及。在讨论中，谈到审美和美育，无论是美国来的专家，还是美国CTW总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不少哈佛的博士），大都倾向于将美育理解为“通过艺术作品达到教育目的”，而并不怎么重视审美能力本身的培养，以及如何让儿童获得更多的审美乐趣和审美享受（如果这种享受不附带明确教育目的的话）。

好在，CTW机构有着开放的传统，他们到世界各国搞合作版《芝麻街》，除了为要丰富节目内容，增加异国色彩，一个更为重要的出发点，是要吸取各国资源，打破美国版的既有传统，以达到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目的，以在电视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当我提出“审美”的概念，并认为，应将它作为一个大的板块，与“认知”相并立时，他们（也许应写成“她们”，最初派到中国来的几位专家好像都是女性）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很快，她们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鼓励我尽量把意见说得更详细。私下交谈时，我发现，她们这段时间对“艺术”“审美”“美学”“美术”等词汇，充满兴趣，正忙于搜寻它们的词根和渊源。后来，在《中国版芝麻街教育大纲》中，审美的确成了一个重要板块；在随后的新制成的节目中，审美的比重也非常高，几乎占了全部新节目的三分之一略弱。对此有兴趣的朋友，现在还可到纽约林肯中心对面的CTW总部去查阅当年这个大纲——如果该总部未曾搬迁的话。

事后我才知道，在《中国版芝麻街》做成后，CTW的上层领导曾十分感慨，他们觉得，中国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收益，就是增加了“审美”板块，这是一种理念上的突破。可惜，因为合同关系，这套大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在中国大陆只播了几轮，很快就不播了。这也可见CTW公司在商业上的精明（所有制成的节目后来都归入了《芝麻街》总部的节目库）。这种精明，对于中国的小观众来说，实在是太不利了。

从儿童角度深入也可成为美学

也是通过这次合作，我才知道，关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全世界所用的教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注意的重心，都是幼童的“认知”的发展。即使高明如皮亚杰，他的发生认识论、儿童心理学等，思考的中心也还是认知。认知通往理性，这是对人的理性的发展线索的梳理。人类对自己的思想、理性的偏重，在儿童心理研究上，也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那么，审美呢？儿童的审美心理发展，对于人类究竟有多么重要？对此，有多少人在研究？研究成果如何？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本书中，我想着重探讨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即审美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位置，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它在儿童期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所以，说得狂妄一点，这本小书，大概不光是谈幼儿心理的，而是通过幼儿审美心理发展，讨论人类的发展，人性的发展，审美的发展，人的想象力的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还有，就是讨论人的潜意识的奥秘——这将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当年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说，幼儿心理发展真是一把神秘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有关人的许多疑难问题的思考之门。

令我惊喜的是，客居美国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他让我把自己的文章和讲稿发给他看，并在电邮里说：“我对儿童想象力研究一直极有兴趣，如尚有佳文包括尊作请多寄来，童话图画书也请留几本，以后好看看。儿童喜暴力正如男青年和成人男性喜网上暴力游戏和暴力电影一样，乃动物族类生存竞争中的遗传，性善如亲子爱、同情心、伙伴合作，性恶如欺骗、幸灾乐祸、暴力杀戮均如此，记得我在书上讲过，但未展开，却值得深入探究，对教育学极重要。尊文提到幼儿和儿童的形式感也极重要，可惜搞美学的根本不重视，尽写一大堆无聊的空洞文章。”（2013年6月14日）

受了他的鼓励，更让我确信：从儿童的角度深入下去，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学研究；而在李先生的哲学体系中，“美学”是他的第一哲学，也就是通过美学研究，还可深入把握人生和宇宙的奥秘，以追索世界的本体——“最后的实在”。

科学方式与哲学、美学方式

在1996年与CTW公司的合作中，我们曾有一段在美国的短期培训，主要是听美国的专家们介绍《芝麻街》的历史、传统、特色、创作经验……

这中间，有两点是我印象最深的，先说第一点——

在他们的工作中，几乎一切决策、选择，包括艺术上的选择，比如：插在一个节目中的歌曲会不会让儿童喜欢？贴在墙上的画面能不能吸引孩子？等等，都要在儿童中搞小样本调查，都要有量化的、可信的依据，决不轻易拍脑袋，想当然。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甚至可以说是震动。因为在当时，国内搞这种量化研究的还非常少。（现在倒是多起来了，但有些搞得很俗气，走过场，并不是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调查，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很让人觉得悲哀。）

《芝麻街》工作结束后，我曾雄心勃发，想就儿童审美心理发展搞一番量化研究，学习一下CTW的这种研究方法，以解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审美特征的问题。1997年末，在“上海’97儿童文学研讨会”上，我曾作过一个《基础理论的基础在哪里》的发言，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上，也收入了我的个人文集《文心雕虎》。我在文中谈到：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主要存在两大亟须解决的课题，一是儿童文学的文学本性（也就是审美本性）的问题，二是儿童文学的儿童特性（也就是审美特征）的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引起了几乎所有作家、批评家的重视，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争辩，讨论得比较透了。……相比之下，关于儿童特征的问题，就解决得并不好。现在我们谈到儿童特征，大都停留在感性的印象阶段，零碎而不系统，浮泛而不深刻；关于儿童性的理论论述，往往还只在猜想阶段，没有切实可靠的根据。之所以会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理论家对此不重视，或者不努力，而是因为它与上一问题在研究的性质与研究的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我想借用现在西方比较通行的一种提法来说这个问题：研究文学本性，我们不妨用“人文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儿童特征，则必须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和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用纯理论的逻辑推演来进行，而后者必须经过实证，必须依托大量脚踏实地的调查，必须取得切实可靠的数据，这些数据必须经得起重复实验的检测……一句话，它必须是一门科学，一门几乎像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因为儿童的审美特征（具体点说，也就是不同年龄儿童的审美特征，或者改用一种更理论化的说法，儿童的审美心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容不得我们长期以主观的猜测或推断来取代它。而且，我们既要研究儿童文学理论，就决不可能绕过这一问题——因为它正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中最为基础的东西。

现在看这篇发言，当时受《芝麻街》小样本调查的方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有一种急于要学过来的迫切感。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研究现状的不满——这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个薄弱的环节：

……西方的有关儿童心理的研究，所注重的问题，也仍然集中在理性的发展上；对于审美心理，也多是不甚了了的。对我们来说，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无疑是一本最具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时也最有才华的杰作。在《儿童心理学》的序言中就说到，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为要解决“完整的逻辑思维”在儿童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与对儿童审美心理发展的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而西方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者们，对于儿童思维发展规律了如指掌，一谈到审美问题，也常常茫然不知所对。由此可见，儿童审美研究的空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具有世界性的。为什么审美研究会这么稀少，这么困难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审美属于一种内省的活动，一种个人性很强的活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这就使研究者很难设定测试目标，也很难找到一套可靠的测试办法。

在发言中，我也谈到了我们当时的一些尝试，我曾经和上海的两家幼儿园合作（宛南幼儿园和漕河泾幼儿园），试图通过“记忆－忘却”的调查测试，看看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美感形式，更易被不同年龄的孩子忘记或记住，从而了解作品深入到孩子心灵中的不同的程度。这次发言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作家和编辑（记得还有与会的宣传领导部门的公务员）当场表示支持，提出愿意加入这一工作，充当学术义工。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不了了之了。因为这样做下去，工作量实在太大，这几乎是穷尽一生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一未能继续的研究，成了悬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些热情支持我的幼儿园老师和远远近近的朋友们。而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却一直在进行。十几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这中间，使我最后改变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还是李泽厚先生。

2010年和2011年，我和李泽厚先生有过两次对话，后来整理成两本对话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两本对话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第二本对话中，谈到具体的音乐研究和哲学、美学研究的区别时，李先生说：“不仅音乐，各种艺术和人文心理及其对象化的形式结构都需要有专门的探讨研究，并以各个具体门类的经验作支撑，但经过这样的研究过程得到的机制，就很难说它还是哲学了。哲学的论述，最主要的，还是提出视角和概念；科学，则要有大量的经验作基础，而且要反复证明，有可重复性。所以哲学的书可以写得很薄，像《老子》，只有五千言。古希腊哲人是残篇断简。但科学的书有时就必须写得很厚，达尔文的书很厚，里面有大量材料。像《金枝》，一共十二卷，压缩成两卷后，仍是干货，全是材料。经验科学必须这样。”（《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第19页）两次谈话中，多处涉及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这让我恍然大悟：看来，我是没有能力按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这项研究的，但如果以哲学、美学的方式，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幼儿教育、脑科学、文艺学、美学、哲学、中外儿童文学史……），对有关儿童审美的既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并作深入思考，这也会有独到心得，如能从中梳理出幼儿审美发生和发展的线索，尽管只是一种理论推断，却也可以给同道和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故仍有一定价值（即使在未来科学更为发达的时代，哲学的、理论的探讨也仍会有价值）。而讫今为止，从审美发展角度对儿童心理进行的梳理，还并不是太多。这种理论推断有无深度和新意，能否合情合理并自圆其说，能否经得起常识检验，能否给同行以新的启迪，便是它成败的关键。

孩子怎样看待同类与生存环境

下面再说我在美国的《芝麻街》总部时，印象最深的另外一点——

那其实只是一句话，是一位现已忘其姓名的美国专家的话。此专家是CTW机构对外部的负责人，我们的培训工作是他分管的，所以他常常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势感，开会发言时，有时会把双脚高高地翘到前面的同事的椅背上，显出洋洋自得的样子。那天看完一组极短小的儿童生活纪录片，他以一种夸张的表情说：“求求你们，千万记住：孩子最爱看的是孩子！”

这不是他的信口开河，而是CTW多年研究和实践的成果。但对这一结论，我起初是很怀疑的。在《芝麻街》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布偶，有如此神奇的动画，还有欧亚美非风光、天上地下的奇观、大量的奇禽异兽……难道这都不足以吸引孩子们，他们偏要眼巴巴地死盯着电视机里自己天天看得见的同类？可是，数据是最能服人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许许多多国家，在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孩子中间，这一判断屡试不爽。渐渐地，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那位美国专家说的，确实是一条真理。

我后来仔细观察过，我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不光是大孩子，即使是出生不久的婴儿，比如刚满月的孩子，大家围着他，这时有一个小孩挤进来了，婴儿眼珠一转，马上就盯住了小孩的脸，而且不断追踪，眼珠不肯放。大一点的孩子，就更是如此了。

这也引起我们对自己的文学观念的反思。既然孩子爱看孩子，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作品，是否都应该是写实的，写孩子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写他们自己的一颦一笑与儿童趣味？毫无疑问，这些当然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方面，但儿童文学又不能只有这些。在六七岁以前，孩子们最爱看的并非是写实的小说类的作品，而是更为奇异的童话故事。童话中当然也要有童趣，也要有孩子们所熟悉的人物性格（它们很可能并不是人）和熟悉的生活氛围，但童话终究不是“写实”，它常常把孩子们带到奇怪而陌生的世界。中外儿童图画书的创作就有一个明显的落差：就中国引进的西方图画书来看，想象的、非现实的、童话类的作品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差不多要占到百分之八十；再来反观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原创图画书，我们发现，它恰恰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写实的、写乡土民俗的、写普通日常生活的，比例至少在50%以上。即使不是写实故事，在形式上带有一些童话特点的图画书，与真正充满想象的西方童话故事相比，也还是不一样，有很多属于带教育性的“准生活故事”，其实还是接近于写实的。这又要说到中国的“重实用，轻享受”的文化传统了，而注重教育、注重灌输的思维惯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大约二十年前，有一次和日本图画书界的权威人物松居直先生闲聊，说起中国家长太重实用，纷纷逼着自己孩子埋头功课时，松居直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整个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都有这问题。”我以为，这“汉字文化圈”的提法很妙。很可能，图画书总体布局上的过于写实，也与“汉字文化圈”有一定关系吧？

可是，既然“孩子看孩子”，这是不是说明，多创作写实的图画书合理，而大量创作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图画书反而不合理呢？——事实决非如此。只要看看儿童喜爱的程度，我们就会明白：六七岁以前的孩子，他们更需要的，恰恰是童话类、想象类的作品！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那位美国专家的话是对的，当屏幕上同时出现很多画面、很多形象时，儿童最注意的，大都是其中自己的同类，他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儿童的命运。但以后，我又发现，虽然儿童爱看儿童，但儿童并不爱看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总是希望看到新的环境，强烈渴望到室外去，要看未见的东西，对新奇之物盯住不放。儿童的这种特点，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了。刚刚满月的孩子，就希望有人抱，而不希望整天躺着；一旦被人抱起来了，他又希望抱的人站起来，能在屋里走动；再过几天，熟悉了屋里的环境后，他又不满足了，他希望到外面去，他不断希望看到更大的天地，看到更多更新奇的事物——这其实是人类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把上述二者结合起来，使我意识到，我们切不可误解那位美国同行的结论，以为既然孩子爱看孩子，那就一定爱看他们平时世空见惯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更爱看的是同类——或与自己相似的异类，即那些虽然不是孩子却有着浓浓的童心童趣的童话形象——在一个全新的、陌生而奇异的环境中，演绎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最好是不平淡的。

为说明儿童爱看儿童，但不爱看自己熟悉的环境，不妨举一个小例：在第一届丰子恺华文图画书奖的颁奖活动中，组委会精心布置了一个与获奖作品《团圆》中的理发室十分相似的环境，希望吸引儿童读者来玩，但儿童们过来看看、摸摸，并不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因为这是写实的，是习见的，与他们弄堂口的小理发室，并无太大的不同。如果这是“哈利•波特”系列或《纳尼亚传奇》中的城堡呢？我想他们就会像进入迪斯尼乐园一样兴奋了，那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了。

童年奥秘与文学原理

我想我们不妨把眼界放大。在这个小小的童年奥秘中，其实是隐藏着非常巨大的人生奥秘的。这里隐寓着一些十分积极的规律性的东西：小而言之，孩子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奇中成长的；大而言之，整个人类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奇中发展的。正是从小就体现出的这一心理特征，推动着人类的创造性发展——为什么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往往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般是二十多岁）创出成绩的？为什么能创出成绩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往往到很晚还保持着自己的童心、好奇心？我以为，奥秘即在此。一旦他们身上这种童心、好奇心消失了，麻木了，被周围的成人社会同化了，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消失了。

文学的规律就是人生的规律，文学是人学。我们从儿童爱看儿童，但不爱看已熟悉的环境，这种对于人与环境的二元的态度中，也可以总结出文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来。这使我想到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段名言。高尔基说：

我觉得，如果对人生持悲观的看法，而对人则尽一切可能抱乐观的态度，那是很有益的。

这矛盾吗？不。为什么呢？生活在目前还是出色的匠师的失败的作品。

这种对人的观点已经不允许把人看得一文不值，不允许把人看作替别人建造幸福的材料。同时，这种观点也会助长人对自己的工作的不满意情绪。生活将常常是不够完满的，这样，人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愿望才不至于消失。（引自《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第8－9页，1958年人民文学版）

这段话里的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一个作家的很好的人生观，也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学观（这里包含了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蕴寓着文学的积极向上的方向）。在这里，对人的乐观态度，和对现存的人生的悲观的、不满的、因而希望它变得更为美好的态度，和儿童爱看儿童，但不爱看已经熟悉的环境，二者之间，有着奇妙的同构。这恰恰证明，文学理论正是从人性中发展出来的；而在婴幼儿身上，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人性的完整的萌芽。

高尔基的这段话，其实抵得上一部完整的《文学概论》。世上最好的文学，不就正如他所说的？不论是古典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不论是浪漫派还是写实派，在最内在的层面上，它必然是“爱人”的，对人充满真情，充满同情，哪怕恨铁不成钢，也不会是对人本身充满仇视的；对于人的生存环境，却必定是不满的，甚至可能充满仇恨，但归根结底，是希望它变得更好。而最坏的文学，则有可能对人是没有感情的，不同情的，甚至是鄙视或渺视的；而对现存的环境，却抱着一种阿谀的态度，一味歌功颂德。坏文学因失去人道，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欢迎和同情。

关于方法的两点补说

最后还想补说两点，这也关系到本书的话题范围和研究方法。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这本小书不光是讨论幼儿心理的，我们把幼儿心理作为一把神奇的钥匙，通过研究幼儿审美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观察人类的发展，人性的发展，审美的发展，人的想象力的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研究，是从大家熟悉的，都曾经历过的“人之初”的阶段出发的，所以，这样的话题应该是趣味无穷的，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并一同投入这种创造性的思考中来的。

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儿童心理学手册》的第六版第二卷第二十二章，有一个小题目十分有趣：“为什么较小年龄儿童的思维比较大年龄儿童的思维容易研究”。为什么呢？书中主要指出两个方面：研究者渴望验证后期发展模式的最前期的起源；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太复杂，问题较多，认知获得的范围太宽泛，体现出巨大的可变性（见卷下第1081页）。这里说的是对儿童认知的考查，同时也是对认知“最前期的起源”的考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可说是这一考查的成功范例。现在，我们要进行“审美发生”的考查，当然也须将目光首先投注于年龄最小的婴幼儿，这并非取巧，这是援引前人（如皮亚杰）和相邻学科（如关于认知研究）的经验，这也是遵循学术探讨中先易后难的原则。

其次，也如上面所说，我们是力求通过幼儿心理的种种现象，以把握事物“本质”的——在幼儿身上的确已包含了无数本质性的萌芽。虽然，在中外学术界，“本质论”受到了后现代理论的普遍质疑。现在许多高校的课堂上，一些教授们正热衷于“建构论”，认为一切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所以，一切现有的概念，包括“人类”，包括“文化”，没有不可以“解构”的。于是，“解构”成为时风，似乎一切都成了碎片，世上已没有可信的稳定的本质了。这一思维如进而走向虚无主义，那就十分可怕。我们并不认为人的理论能够最终把握事物本质，但不能最终把握，与干脆不去把握，是不同的两回事。对本质的把握，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这也就是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所强调的，通过“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的过程，一次次地达到较为高级，较为完善的地步。一切理论都是人建立的，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的表述，它确实是“建构”的，但那是朝着“本质”的建构，是对本质的愈益接近的努力（这中间也会有错觉，也会走歪路，但这一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建构论”只有和“本质论”结合，才会有意义，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对“本质”的追寻，只有在不断的积极的“建构”中，才可不断实现，亦即无限接近最后的真相。离开了“本质论”，建构就是无本之木；同理，离开了“建构论”，本质就是无源之水。皮亚杰在出版于1970年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专门有一节谈“建构主义与新特点的创造”，强调了“把这种发明看成是一个中间环节”的道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的建构往往是对原先把握的本质的扩充、修订或补正，当然偶尔也会有革命性的重建，但这还是源于人对本质的追求。伟大如尼尔•波兹曼，我觉得也是部分地上了后现代理论的当，他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到“童年的发明”时，以为童年是十六世纪的思想家们发明出来的，所以到他写作的时代，童年就只有“消逝”一途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他自己也作出了反思），童年并未“消逝”，这也反证，童年是本来就存在的，并不完全是由那些理论家建造的，他们只不过是比前人更准确把握了童年的客观存在，并使之成为一种人人皆知的文化现象而已。所以，也正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儿童爱看儿童，包括儿童不爱看自己熟悉的环境，这难道是谁凭空建构的？不是，这是人性的体现，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虽然其由来也是可以研究的（它也是人的动物性与先人的长期生存实践相结合后的产物），它是世世代代存在着的，于是它就成了现在的我们所理解的“本质”。

一切“发现”都是“发明”，因为它终究是人的建构；但一切真正的“发明”也都是“发现”，因为它离不开对既有事物的本质的探究和理解，它不可能凭空发明。

本书在探讨儿童心理，并从儿童心理发展中寻找那些事关人类的规律性的东西时，将会旗帜鲜明地向“本质”的把握而努力，虽然这种阐述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并迟早要被更为准确的理论所取代。努力作出这样的阐述，是一切理论工作应取的态度。不然，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论工作，而只剩下了后现代的思维游戏。

本文为刘绪源先生的专著《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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